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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颐和园“捉虫人”

                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2年06月22日

                    植保班工作人员在回收黑光灯内的收集袋。受访者供图

                    经秀勇在观察柳树枝干。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摄

                    颐和园植保班在海棠上释放异色瓢虫。受访者供图

                    经秀勇在园内进行夜间打药。受访者供图

                    一只虫子想要在颐和园里藏身太过简单:这里光乔木和灌木就有6万多株,山上的树连着山下的、门里的树连着门外的,阳光很难从叶子的缝隙漏到地上。相比慈禧太后,虫子是这片领地更早的统治者。

                    270余年后,这座现存最完好的古 代皇家园林成为普通市民的“后花园”,园艺队里的植物保护班肩负起“找虫子麻烦”的工作。他们要有鹰的眼睛、侦探的推理能力和猎豹的行动速度,才能让园子里的植物每天以最佳状态迎接游客。

                    他们是守护植物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团队有从园子里老军工厂转业的工人,也有985高校毕业的博士,他们既要跟“出生就当妈妈,7天就当姥姥”的蚜虫赛跑,也要应付捅马蜂窝、赶蚂蚁和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一代代人把自己放在这座活古董的运行齿轮里,守着1600多棵古树和遍地绿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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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保班的办公室卧在靠近北如意门的小院里,瓦房旁边的大柳树年近半百,屋里还留存着上个世纪的气息。相比于墙上的旧挂历、吱呀响的木门和嵌在窗户里的老电扇,电脑倒像是穿越过来的。

                    即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植保班来说,电脑的存在远没有双腿重要,经验仍是最好的参考书。白班的核心工作是虫情预报,他们要成为园子里一双时刻在线的眼睛,泡在园子里,在不停地行走和观察中发现虫害、及时记录。

                    虽然都是绕着园子遛弯,细心的人还是能辨别出这些虫情测报员和游客的不同:这些人的脚步更匆忙,时不时突然盯住一片叶子、绕着一棵树来回转悠。即使是走过雕梁画栋的长廊、状若长虹卧波的十七孔桥,他们的眼睛都很少会偏离树木。

                    树皮上木屑很可能是天牛的排粪,地上星星点点的粘液则是蚜虫的分泌物,一片掉落的槐树叶子上也许藏着红蜘蛛的“蛛丝马迹”。发亮的叶片,变暗、发黄的树冠,任何异常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有时他们还会从昆明湖的游船上远眺万寿山,在树群中辨别是否有异常,游客眼中的翠绿一片,在他们眼中是棵棵分明。

                    转园子是个体力活。即使职工们大多是北京本地人,刚来时对颐和园的第一印象是“太大了”“不愧是慈禧花军费建的园子”。植保班的新人们在每日3万步的历练中,单位发的白衬衫被汗浸得发黄,两三天换一双袜子,半个月顶破一双鞋,走遍有植物生长的每一个角落。

                    颐和园光蚜虫就至少30多种,想要了解全园的植物和害虫,即便对博士来说也并不容易。2008年,28岁的博士王爽跳出实验室,落进沾着泥土的颐和园园艺队植保班。而同属园艺队的新人里,一些北京园林学校的中专生才18岁,生产实践经验已经很丰富。

                    王爽心里着急。自己虽然是博士,又是植物保护专业,但“又内行又外行”,原来只跟农作物打交道,学的方向也是病害而非虫害,对园林植物和虫子一窍不通,刚来的时候连玉兰也不认识。她一上岗就要跟夜班防控作业的职工交接,经常描述半天说不清楚树在哪儿、虫子是什么。

                    为了早些记住识别植物和昆虫的窍门,跟老职工转园子时王爽会随身携带小本子记录。各个班组发现病虫害都会打电话到植保班,她抢着接电话,接完就跑去实地看情况。她的师傅记得,只用了一年多,她就把园子里的树木和害虫种类摸得“门儿清”。

                    做标本也是熟悉虫子的方法,“捉虫人”王爽其实怕虫,原来看到毛毛虫都会尖叫。第一次做斑衣蜡蝉的标本,她逼着自己不戴手套把虫子的翅膀展开,一边起鸡皮疙瘩一边把钉子摁进虫子的身体。做多了,她逐渐对虫子“免疫”,开始徒手抓虫,就算手上被蜇出一串小泡也面不改色,掏出风油精抹一抹就行。

                    在颐和园,王爽开始适应把科学素养翻译成生产上的指标,“这里追求速度大于精度。”相比于具体的统计数据,他们更常用加号的多少代表虫情的紧急程度,以游客的舒适度和接受程度为主进行综合评判。三个加号就是三天内要解决,四个加号则代表当天尽快解决。不到成灾的程度,都会允许害虫的存在。

                    植保班每年春季最忙碌,杨树下的草履蚧最早出蛰,随着温度升高从土中钻出往树上爬。三四月份,藏在松柏树上的蚜虫开始苏醒,忙着分泌蜜露,淌出一地黏液。到了盛夏他们也不得闲,这时叶子长得茂密,吃叶子的甲虫、蛾子开始蠢蠢欲动。冬天因为天气太冷、喷洒液体容易结冰,他们一般去地里挖虫蛹,为第二年的防治减轻工作量。有时还要做树木普查,因为这时没有枝叶遮挡,他们更容易发现树干上是否有虫洞、树体是否平衡。

                    2006年,园中第一次发现美国白蛾,这种外来入侵的昆虫食量大、速度快,一只能产几百个卵,两天就能吃秃一棵树。37岁的植保班班长经秀勇记得,那段时间他们中午饭都要在树下吃,连续一周忙到晚上10点半,一共用了375辆药罐车,有人梦里都是这种浑身长满白刺的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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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园,职工流动速度很慢,大多数人一干就是一辈子。植保班里年纪最小的沈峰27岁,2017年入职,他对这里的感觉是“更像上学而不是上班”,同事们“很佛系”“没什么心机”。他也曾想过再考个“更好点”的公务员,但待着待着就“不想动了”。

                    颐和园的浸润养出了他们不急不缓的性格,植保班班长经秀勇总结17年来的工作,他双手在空中拉了一条直线,吐出两个字,“平稳”。

                    在很多方面,植保班还延续着“慢工出细活”的传统防治方式。“颐和园是一个机械化程度比较低的园区”,和其他公园不同,颐和园山、桥数量多,道路狭窄曲折,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别的公园可能一个小时就能干完的活,我们要好几天。”

                    作业车不能上万寿山,职工们要推着机器和100多米的管子上山,把管子插进山上的药池、举着管子往树上喷。为了能承受水压,管子里面缠着密密麻麻的钢丝,一根八九十斤重。刚来的职工掌握不好方法,要用清水练个把月,才能装药。

                    随天气而动的方法也是老职工们传下来的。风大防控效果差,他们会在日落前后、风最小的时候打;风的方向也有讲究,北风打山南,南风打山北。他们从家出门就穿着工作服,天气直接决定他们上班要从哪个门进:如果风大,就要从西边看看西堤的柳树有没有倒伏;如果碰上雨雪天气,就要从东门到长廊、仁寿殿这些主要景区,看植物的病害传染情况。

                    王爽、经秀勇的师傅魏宝洪从1985年就在颐和园从事病虫害防治,那时候打药还是坐在晃晃悠悠的手扶拖拉机上。师傅的师傅做的工作更基础,三年困难时期后,曾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背着果树苗去园子西边开荒,腰间系一根绳,累了就啃两口馒头。

                    虽然老职工的贡献被时间的流逝所掩盖,但他们丝毫不在意,甚至乐在其中。魏宝洪曾设计出一款泥环,用很低的成本防止草履蚧上树,各个公园都在用,但他从没想过申请专利,“你干吗要申请专利,申请了别人反而用不到,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大家用上吗?”

                    在这些老职工眼中,最重要的事儿是“不能给人挑出毛病”。干得久了,清洗沾了油的玻璃时从哪个方向冲水、哪个方向擦干都有讲究。他们对工具的熟悉程度就像身体的一部分,机器上掉一根螺丝钉都知道在哪里找到,擦机器的棉丝黑了也不舍得扔。

                    一位59岁的老职工明年就要退休了,现在中午吃完饭还是会带着大家去园子里转一圈,一个半小时走7.3公里,为了看树。

                    观察已经成为习惯,他们平时没事就喜欢抬头看树,不止一次“钱包硌脚了都不知道”。有次经秀勇和同事去天坛培训,因为太过专注,钱一卷一卷从同事的兜里掉出来,又被走在后面的经秀勇踩着过去,两人都没感觉。

                    植保班的职工们都认为,干这行,要会跟植物对话,读懂树的语言。有的树衰弱的预兆是不再开花,有的衰弱前则会疯狂开花。

                    树也会像人一样主动发出信号,经秀勇发现,当有些树明显看着比其他黄,就要给它“梳理一下”、去掉干枝死杈,“像人剪头发似的给它打薄,夏天它才会舒服。”

                    植保班会在发现树木的求救信号后使出浑身解数,和害虫“斗智斗勇”。身上有两条黑色条纹的双条杉天牛喜欢藏在柏树的树干里,为了引诱它们出来,职工会在树旁放置新鲜的柏木段释放气味。如果这招行不通,就释放肿腿蜂,让它们也钻进树中、寄生到天牛幼虫身体里。

                    虫子的习性也能为人所用。有的虫子会在遇到危险时假死,人一震动树干,它们就会僵直身体,从树上啪塔啪塔掉进草丛。在夏天捉天牛则像回到了小时候,职工们会比谁捉得多,拿着手电筒用竹竿把天牛敲下来。

                    植保班的人们并非对虫子“恨之入骨”,经秀勇总用“捣乱”“闹脾气”形容虫子,“每个虫子都有可爱的地方”,比如公园里常见的“吊死鬼”槐尺蠖,前后有足,中间是空的,爬行时总要把身体拱起来,“有点像玉带桥”。

                    他记得古人曾经夸过尺蠖“有始有终”,《易经》也曾记载,"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古人认为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在这里,虫子也曾是祥兆。慈禧在“中和节”会鼓励大家抓虫,宫女提着上好的羊角灯、拿着自制的羽毛刷子开始找虫,捉到虫子最多的一组宫女将获得重赏。在“老佛爷”眼中,虫子多,意味着今年是个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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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要跟树沟通,植保班的人们还要会和人沟通。在园艺绿化方面,植物保护班接到的投诉最是丰富。游客看到树上爬的蚂蚁多了要投诉,被马蜂蜇了要投诉,作业车开快了要投诉,风把药沫吹到身上更要投诉。

                    在每年惊蛰前后,大量的摇蚊从水中飞出,有游客声称“颐和园出现大量不明飞行物”。即便被告知摇蚊是“素食主义”,对人无害,有些游客还是对这团密密麻麻、侵占人类领地的生物充满厌恶。

                    还有大爷大妈喜欢监督他们工作,站在一旁、边看边说他们剪得不对称、药喷得不均匀。职工们被问得多了,也摸索出了回复的套路:碰见对这里不熟悉、确实有疑问的游客,就好言解释;如果对方语气中带着蛮横,俨然一副主人的派头,低头附和就好。虽然本职工作不包括门区服务,他们牢记着颐和园工作准则之一——“为游客服务是天经地义”。

                    作为最不受欢迎的“瘟神”,夜班的应急防控职工则避不开责骂。一位夜班职工坦言最怕深秋的时候去东堤防控,到晚上7点,湖边还有不少观赏“金光穿洞”的游客,他要等游人全部散去才能行动,否则就会收获诸如“你不要命我还要命”的责骂。万寿山上也比较隐蔽,有时候一眼扫过去没人,一开始作业,就会有年轻情侣突然从草丛中冒出来。

                    因此夜班职工不怕吃苦,都是大嗓门、直脾气,但从不斤斤计较,“这活儿你要是计较干不下去”。

                    从选择植物保护专业开始,王爽就知道这是件久久为功的事儿,很多害虫生长周期长、一年无法见到所有的虫态,“我们这个工作坚持一年、两年是很难出成果的,是要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读博士和来颐和园对于王爽来说就像是球传到眼前,“正好轮到我接了”。

                    植物保护专业是公认的“不赚钱”,有人毕业后去卖房子,有人回家当地方公务员,卖农药已经算是留在行业内。毕业时,导师挺支持王爽去颐和园,“至少还能够发挥专业知识”。

                    当时其实也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但王爽发现很多研究成果都只局限在实验室,例如生物防治在学术上讨论了很多年,但生产上并没有广泛应用。很多一线的生产工作者虽然能发现问题、便于接触研究材料,但缺乏相应渠道以及高精尖的科研仪器,并不能发挥优势。王爽想成为研究和生产间的桥梁。

                    来颐和园后,她发现大家虽然靠经验也能记住喷洒农药的时间和规律,但当知道背后的科学原因后,记忆会更清楚。除此之外,虫害来得更凶猛、易观察,在公园一线防治措施中更受关注,而她读书时研究的病害较为缓慢、原理更复杂,一般特别明显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

                    由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植物病理,王爽开始带着同事们做海棠枝干病害相关的科研项目,从早期切断感染。碰见其他实力更强的研究团队对相关话题感兴趣,她也会主动联系、提供研究材料,“总要有人做”,她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把眼前月季上枯萎的枝条折断。

                    不像园区队那样直接暴露在游客面前,更多时候,他们的工作“全靠自觉”。王爽说,“我们没有打卡这种硬性要求,虫害也可以说成是自然灾害,但你心里知道这都是你的工作。”

                    有时候,夜班作业的职工会给已经下班的白班职工通电话,反复讨论方案。虽然晚上视野很差,但即使是没人看见的地方,他们也不会漏掉每一棵藏在沟里的、被其他树种包裹的树,有人说,“(公园)总有开门的这一天,每棵树总有被看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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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颐和园工作过的人总会对这里念念不忘。植保班的老职工退休后,还会在上班时间来园子里转一圈,把看到的问题告诉年轻人们。那位明年就退休的老职工小时候就住在颐和园隔壁,去上学时会先翻进颐和园,再从大门跑出去。他怀念着年轻时一角钱一张的门票,以及急活儿来时大家抢着冲出去的热闹劲。

                    植保班最年轻的沈峰割舍不下景致。万寿山上树木繁多,山体被团团围住,但在千峰彩翠附近有一处空隙,被沈峰称作“最佳观景点”。近能看到水波环绕的南湖岛,远能望到几乎大半海淀区的区貌,如果能看见广播电视塔,说明当天天气还不错。每天作业结束后,沈峰会短暂地站在这里,闻着松柏的清香,让风吹散全身的汗气。他觉得这儿“每天都很美”。

                    刚来时,王爽发现同事几乎都是本地人,王爽来自河南南阳,心中憋着股劲,“要证明自己不是来混一个户口、混一个工作机会,要把自己立起来。”

                    慢慢地,坚守的理由从“争口气”变成了“日日新,又日新”。每年气候不同,每年都会发现新的虫子,她从没想过离开,“树还有新变化,虫子还没认全,怎么能走呢?就像兔子挖萝卜,挖一点就放弃去挖下个地方,那你永远都挖不到。”现在因为工作之便,总能在园子里重逢五湖四海的同学,她觉得挺满足。

                    王爽把颐和园看作是各种文化交汇碰撞的地方。她常常站在西门的桥上往团城湖望。团城湖是北京的水源地,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终点,为了保护水质,四周都被比人还高的栏杆围起来,西门是唯一没有栏杆的地方。

                    为了南水北调工程,王爽的家乡南阳淅川先后几十万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她总记得老家那片被砍掉的桃林和拖家带口的乡亲。家乡的水总有股淡淡的甜味,“我正好从那边来,现在又在这里保护这个水,保护好水瓶子,保护好我和家乡的纽带。”

                    14年过去,王爽能体会到防治病虫害的理念也在逐渐变化。之前对益虫和害虫的比例要求严格,农药的毒性高、针对性差,所到之处虫尸遍野。现在则更重视生物防护,通过引入瓢虫、肿腿蜂控制蚜虫、天牛等害虫的数量。

                    王爽觉得在城市中做植物保护是件困难事儿,“城市园林是更脆弱的生态系统”。热辐射、尾气排放、全球化等人类活动会影响动植物的习性,防治措施反过来也可能影响人类生活体验。由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频繁等原因,之前只在南方出现的松材线虫病近年也逐渐突破温度限制,成为北方的松林潜在的威胁。

                    她提到明末园林专家计成在《园治》中的一句话,“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这句话的意思是,盖房子画个画,描一个精美的梁柱,很容易,也不用成百上千的等待;一棵像碧玉一样的古树却是很难得的,几百年才这么标致,靠天吃饭。王爽说,“你哪怕学了博士,也可能没有办法挽救一棵树的命运。”

                    “颐和园有自己的时钟”,王爽和同事的日常工作不会有剧烈的革新或变化,“我们的工作就是保留它原来的样子。树的寿命比人长,你只能短暂地陪伴他们一段时间,然后年轻的同志继续接替我们。”颐和园有1600多棵古树,有时盯着根深叶茂的古树,王爽就会生出一种敬畏,感觉自己没有秘密。

                    疫情下,颐和园作为市属公园仍然保持开放。园外的颐和园路中央种满月季,四周没有高楼,人们的脚步慢悠悠。园里大爷大妈重复着踢毽子这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活动,人手一台自拍杆的年轻主播向被困在家中、无法亲临的人们讲述着慈禧的败家故事,一切都在变,但好像又没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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