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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近百亿字的家国记忆凝聚人心

                作者:张国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2年06月28日

                2020年6月24日,乌鲁木齐,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文史馆,工作人员正在补充图书。人民视觉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国

                在迄今37年的政协委员履职生涯里,全国政协常委马志伟尤为难忘一个时刻:2017年起,全国中小学教科书里“八年抗战”的概念,被“十四年抗战”所取代。

                马志伟是长期为此呼吁的建言者之一。他的祖父是1931年在黑龙江领导“江桥抗战”的抗日爱国将领马占山,那场战役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最初,马志伟是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里了解到祖父生平的。马占山将军病逝于1950年。据马志伟回忆,1960年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就收集了江桥抗战史料。1985年,他担任青海省政协委员,接触到这些资料,由此开启了“探寻祖辈抗战历史的历程”。

                周恩来发起的抢救工程

                马志伟在省政协的第一份提案,即与“十四年抗战”有关。由于“八年抗战”说法根深蒂固,他的建议一度被认为是无稽之谈。从1960年那份令他心怀感激的记录出发,他花了很多时间,寻访东北抗战亲历者。他对记者解释,自己强烈地感到,如果不把那六年抗战史展现出来,“对不起(当年)三千万东北父老”。另一方面,身为马占山将军的后人,他“于公于私”,都觉得对先人怀有责任。他拜访过黑龙江省原省长陈雷及其夫人李敏,他们都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也持续通过政协提案等渠道,呼吁将东北六年抗战写入抗战史。

                等到“抗战十四年”被写入教科书,陈雷已经故去,马志伟与李敏聚首,激动不已。他说,在建议落地的过程中,“很多方面都在起作用”,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

                “这件事触动我的是,以文史资政,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马志伟说。

                他所在的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近年开展了对东北抗战史料的抢救性整理,各地发现的抗战史料,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曾在历史中沉睡的江桥抗战纪念地,也已被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不过,年近七旬的马志伟说,由于东北抗战的分散性、艰难性,很多爱国壮举不为人知,仍需抢救性挖掘。他仍在为之努力。

                “抢救”记忆,是政协文史资料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承担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之际,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倡导发起了这项工作。他在一次茶话会上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人。他举例说,五四运动才过了40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

                这次谈话,是人民政协大规模征集、整理和出版文史资料的开端。根据估计,截至2022年,各级政协已征集到文史资料近百亿字,它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记录了近代以来的中国。

                允许“多说并存”

                上百亿个方块字里蕴藏着几代国人的家国记忆:开国大典、两弹一星、改革开放、港澳回归、三峡移民、脱贫攻坚、新冠肺炎疫情……

                “政协文史资料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更由于它的统战性和‘亲历、亲见、亲闻’特点,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6月23日-24日,在全国政协召开的文史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政协文史馆馆长刘华林说。

                这是全国政协时隔十年再次召开文史工作座谈会,旨在让这项工作在新时代得到加强和改进。重庆市政协主席王炯发言时说:“让真实、深刻、生动的史料,汇聚为滋养心灵、凝聚共识的力量。”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全国政协原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告诉记者,政协具有爱国统一战线的广泛性,这是政协文史资料的优势所在。

                在有些方面,政协文史资料提供了最早的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发挥了“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独特作用。

                比如,多地政协完成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里,详细记录了施暴日军的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等信息;《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则从“围剿”一方的视角,为红军的长征回忆录提供了佐证。

                20世纪80年代,政协推出过一套“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汇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料。很多当事人及其家属都曾表示赞赏和谢意。卞晋平赴台湾交流时发现,国民党中央也收藏了这套资料。

                撰写战争亲历记时,黄维、杨伯涛这两位原国民党将领“吵得不可开交”,几十年过后,他们踏勘从前的战场,仍为当年的败仗而争执不休。

                “我们有个原则叫‘多说并存’。”卞晋平说,不同当事人对事情的描述不会全然一致,正如今日的网民因为站位不同,会对一件事情各执己见。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发刊词就指出:“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

                周恩来当年要求,“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他还说过,“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

                “允许多说并存,尊重历史见证人从不同侧面对历史事件的表述”,写入了2007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这是首份以全国政协名义颁布的针对文史资料工作的文件。

                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安排末代皇帝溥仪等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担任政协文史专员。“公民溥仪”就此写出了《我的前半生》。

                与溥仪同一批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以文史专员的身份,参与了众多战争史料整理工作。他在病榻上留下遗嘱说,计划“撰写抗日期间昆仑关、中缅印战区等战役之历史资料,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及后代教材之用”,深感时日无多,殊为遗憾。

                杜聿明病故后,为了向他致敬,杨伯涛等人为他编辑出版了一本传记。杜聿明之女杜致礼及女婿杨振宁从美国寄信称:“尊著《杜聿明将军》是很好的传记,其中许多军事细节我们都不曾知道。我们十分感谢各位的认真的态度。”

                据卞晋平介绍,清末、民国当事人不断减少,文史工作者想“把时间抢回来”,在此过程中,史料有过几次“井喷”式增长。他分管文史工作后,一次去地下室查看资料,随手抽出两份,其中一份就是溥仪的手稿。如今,这些资料都已逐一登记,制成电子档案。

                世纪之交,各地政协协同清理“库存”,出版了一套《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约3500万字,留下了4000多人的记忆。

                其中一份记忆,属于原国民党将领范汉杰。他1964年撰写的文章里,记录了蒋介石密令他去送信,进而发动全面内战的过程。蒋介石去了台湾,几十年里,这个细节一直静静地躲在中国大陆的某间库房里。

                征集来的资料中有时也有伪作。一位作者自称参加过武昌起义,亲自从床底搜出了黎元洪,不过,这篇“史料”没有通过核查——政协文史资料,会接受一番比较严格的考证。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编剧王兴东当过多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认为,政协文史资料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内容丰富,“亲历、亲见、亲闻”,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他创作的《建国大业》和《辛亥革命》等影片,就是“激活”政协文史资料而产生的。

                王兴东还记得,当年为了拍摄《辛亥革命》,中国台湾影星赵文瑄和香港影星成龙都放下了手头别的工作——被“激活”的过程中,政协文史资料再一次显示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近几年,针对大运河文化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重要的政协建言,都得益于对文史资料的“激活”。

                那些方块字里,不仅有帝王将相,也有贩夫走卒所经历的国家变迁细节。一篇史料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省一些猎户起义占领县城,宣布“建国”的经历。那个“国”在乱世中存在了近一年之久。史料尽管出自一位小职员之手,但它稀有、重要,因而得到采用。

                “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对历史有发言权”,卞晋平对记者说。

                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田夫说,2014年起,深圳市政协开展《深圳口述史》征编工作,“把目光投向社会各个阶层”,旨在以微观事例见证宏观大潮。

                站在新的“背景板”前

                宏观来看,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政协文史工作的“背景板”变了。

                卞晋平说,政协文史资料征集重点,最初是从戊戌变法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史料,后来逐渐延伸。现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近10年,在继续广泛征集改革开放史料的同时,应更多聚焦于新时代的重大题材之上。经过持续多年的“抢救”,政协文史工作已经可以做到“与时代同向同行”。

                他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说,文史资料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代人写一代事,当代人写当代事,而不能隔代相求。

                “搞历史的不能跟着时代跑,但是搞文史的必须跟着时代跑。”他对记者解释。

                此次座谈会上,与会代表重点介绍了近十年的进展。比如,2021年,全国政协启动编纂“政协文史‘亲历、亲见、亲闻’文库”,首卷《辛亥革命》卷已经出版。担任顾问的中共中央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评价,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他认为,近百亿字的政协文史资料,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对准确保留原汁原味的近现代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全国政协对中国历史乃至中华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

                全国政协还持续推进少数民族百年实录征编,已有35个少数民族完成百年实录,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雷桂龙介绍,仅《藏族百年实录》就征集800余万字史料,展现了100年来藏族从封建农奴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跨越。

                民革中央副主席王红介绍,中共十八大以来,民革中央首次开展了民革前辈史料采集工作,“抢救”性采集227名民革前辈、时长16000多分钟的全高清视频,让史料进入到高清影像时代。

                影响青年,是政协文史工作的重要初衷。1983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举了个例子:周恩来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的侄子侄女并不知道,在“文革”中听说后,去向邓颖超求证。“这给我们敲了警钟,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缺少历史的教育。”邓颖超说。

                就在倡导“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那次茶话会上,周恩来说,“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遗憾的是,他本人一直没有时间去写。这个遗憾,激励着几代文史工作者在不同时代与遗憾“赛跑”。每一代人都记得他的期待:“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

                今天,中国政协文史资料数据库已经建立,能够实现资源永续利用;不少地方政协开设了网上文史馆,并拥抱互联网,通过短视频等方式,让史料“走”下纸面,更加立体,吸引更多的青年。

                卞晋平认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每一阶段的文史工作,都必须紧密追踪和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且要走出去,借助新的形式影响青年。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胡纪源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这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文史工作,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的社会作用,广泛凝聚共识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次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提出了“两个转变”:“推动政协文史工作从以抢救挖掘为主向抢救挖掘与做好经常性文史工作并重转变,从重视史料征集向更加重视史料研究、利用转变。”

                【责任编辑:陈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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